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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风(唯美精选58句)
发布时间:2023-09-09 15:30:54 admin 阅读:59
陶渊明的诗风
1、由于他是身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阶段的杰出作家,在那时候社会发展门阀士族规章制度的限定是十分比较严重的,这就促使出生于庶族的他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挤兑和打击。即便是到二十九岁时当官,也只是都仅仅一些名存实亡的小官。因而陶渊明的这类“大济苍生”的豪情壮志要想获得完成,就必然是重重困难了。但是陶渊明却拥有一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这就促使身处官运的他在应对达官显贵时觉得身心疲惫。在遭受重重的打击以后,陶渊明就决策在他四十一岁时罢官隐居,以此外一种不与凡俗狼狈为奸的性格走完自身的此生。
2、《归园田居》:《归园田居》是晋宋时期文学家陶渊明的组诗作品,共五首(一本作六首)。第一首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农村生活的舒心愉快,流露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表达了对自然和自由的热爱。(陶渊明的诗风)。
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骈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涛作。陆机、潘岳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4、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5、陶诗风格形成的东晋末期的诗风究竟如何呢?《诗品序》说得很明白:
6、(1)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7、②浑融完整,意境高远。作者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田园诗中多有精彩的景物描写,取与自己心境相合之景入诗,既有客观实境,又有意中之境。使自然景物都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无穷。它往往与具体的景物和诗人的真挚感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以情景为主,把人们引向一种更加高远而深沉的境界,这种情、景、理的高度融合,即诗与哲理的结合,更使陶诗意境高远,清新拔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很朴实,但又含有一种韵味,是不经意的看到了南山,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常亲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平淡的语言中得到了表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是一种客观的景物描写,从”飞鸟相与还“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充分的肯定和满足的情感,韵味很深。
8、在他的笔下,巍峨的南山,野地盛开的菊花,月光下荷锄归来,依依升起的炊烟,夏日贮满清阴的堂前林,以及在诗中时常出现的青松、野草、飞鸟等都承载着诗人的主观情感,体现了诗人的个性,不仅是具体的物象而且具有理性的光芒,如《饮酒》。
9、揭露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如:杜牧《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0、综上所述,老、庄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文艺观念:至高的美就是天地自然的本原,质朴无华,不烦绳削。语言所要表达的是大道之美,是真意,因此语言也要有真实朴素的风格,如果可以领悟到大道的意味的话,甚至言说也成为累赘。
11、先师遗训,佘岂云坠?四十无阃,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轨敢不至!
12、报国无门的悲伤,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3、边关思乡,如: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14、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在诗体的运用上,建安诗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15、李煜,(937~978) 字重光,号钟隐,世称李后主,徐州(今属江苏)人。五代南唐后主,词人。
16、左思的咏史诗多自抒胸臆,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抒怀的新的创作道路,成为后人效仿的范例,这是左思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陈祚明曾评价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又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最能表现左思气概。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日:“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日“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日“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日“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日“得讽谕之致”。总之,左思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被称之为“左思风力”,有再现建安风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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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后,其亲自参加农事,接近农民,对农村生活多有体验。虽数遭水旱灾厄,几至饥寒而乞食,终坚持固穷精神。后在贫病中去世。友人颜延之等仰慕其高风亮节,私谥靖节,故有靖节先生之称。其所作诗文辞赋成就皆商。
19、陶渊明在诗中描写景物不求形似,也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在叙事上不讲究情节的完整与故事的曲折,只写习见之物,叙平常之事,却表达了世间之真情,人生之真切感悟。他无意于准确传神地模山范水,只是要抒写心中的一片天地。
20、再次需要强调的是,陶诗在平淡自然绝不是人们常说的单调乏味的平淡,只是寡淡无趣,面目可憎,其妙处高处在于寄至味于平淡,有象外之象,境外之境,平却平得有趣,淡却淡得有味。例如《移居诗》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敝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首诗只是描述了移居南村及其与邻里交往的寻常情景,但其中汩汩流淌着至深至浓的人情。正因为陶诗意味淡而实厚,因此历代诗论家认为,读懂陶诗需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人生况味和生活阅历。黄庭坚《跋渊明诗卷》说:“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一是反复咀嚼,领会其中的蕴涵。清伍涵芬《读书乐趣》写道:“陶渊明诗语淡而味腆,和粹之气,悠然流露,最耐玩味。……人初读,不觉其奇,渐咏则味渐出。”
21、此外,陶渊明这些田园诗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诗以寄其意”。这就是元好问说的“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指出了陶渊明写田园之景乃是寄托胸中之“意”。这个“意”,从本质上讲,就是诗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他反对欺诈和虚伪,向往一个世风淳朴的社会,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真诚友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他反对浮虚放纵,提倡过俭朴而充实的生活。这样的理想境界与他从小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
22、他们莫不真正地重现了陶渊明诗歌的整体特点,平平淡淡当然、朴素清爽、蕴意长远。他的诗一直以其朴实的诗词,将漂亮的自然界与自身的心里真真正正地融为一体,进而做到了一种场景理的彻底浑融,为陶渊明的诗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风彩。蒋熏在《评陶渊明诗集》卷二中说:“直是口头禅,乃为绝佳词。极平平淡淡,极颜色”。
23、之于“固穷”,这也该是陶渊明“任真”性情的诠释之一。一般而言,人须满足生存需要才会进一步地要求精神富足,而陶潜却脱离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生存阶层,甘愿饥寒交迫去保持人格、实现真我。陶潜曾写《咏贫士》七首,除第一首总起外,后六首均是书写我国历史上甘居贫困的亮节修身之士。困窘如斯,他终是在古往今来的“贫士”身上找到了慰藉和理解。叶嘉莹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个诗人。”写一生清逸,开一代诗风,陶渊明,无愧于引无数后人竟折腰。
24、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被称为“建安之杰”。钟嵘在《诗品》中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具体来说,他一生热衷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的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他的诗歌虽脱胎于汉乐府,但吸收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讲究艺术表现,已完全文人化了,其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形成了“辞采华茂”的一面;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凝聚在其诗歌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25、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杰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26、这恰好是他的诗歌中所反映出去的。如同他在《饮酒诗》其五中写的“采菊东篱下,古道西风瘦马。”,第一次读来没什么一丁点儿绮丽词章的堆积,仅仅一种平淡如水的描绘,可是却在这类很纯天然的句子中能够使我们从这当中看得出作者的一种很平静的心情和作者的那类针对自然界真心实意的喜爱。
27、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28、正可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9、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时期,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片时时觊觎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多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并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准。东晋历史匕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严物。
30、又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其一)诗人描写的是平常的田园景物和村居生活,前四句生动地描写了田园夏日的景物,表达了诗人畅适的心境。中间十二句写平静的田园生活,读书、弹琴、饮酒、劳作,与幼子玩耍,这些平常的小事却给诗人带来了极大乐趣,它使诗人从仕与隐的困惑和焦虑中彻底摆脱出来,寻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真正意义上的解脱。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凡庸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所以,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不只是写实,其中蕴含了诗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襟怀气度,这也是陶诗虽然素淡却韵味悠长的奥秘所在。诗的最后两句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风俗淳美的古代社会,使诗的内涵大大增加,整首诗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凡意境,百读不厌。
31、在艺术上,阮籍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之大成: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他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和隐约曲折的风格,钟嵘《诗品》评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此外,在体裁上,阮籍以五言诗的创作成果最为卓越,而嵇康则以四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
32、综合以上引文,可见整个东晋时代是玄言诗的时代,它的内容专谈哲理,语言枯燥,“遒丽之辞,无闻焉耳”。直至东晋末年的谢混,风气始有改变,但只是一个开头,“得名未盛”。直至谢灵运出来,玄言诗在诗坛的长期统治地位才被打倒。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又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陶渊明既然是谢灵运的前辈,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东晋末期,那时还是玄言诗的时代,那时玄言诗的基础虽然已经开始动摇,但还没有失去统治力量,还没有让位于后出的山水诗。陶诗的语言风格,还是在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玄言诗既然并不崇尚骈俪辞藻(玄言诗的风格,看现存孙绰的诗和当时兰亭集会时诸人的诗作即可明白),因此上面所举的著作以为陶诗语言特色与当时形式主义诗风对立之说,就无法成立了。
33、《文心雕龙·时序》篇:“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34、政治理想的高扬。东汉末年的动乱,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曹丕、曹植也有着“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尔不凡的气质。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5、 陶侃出身贫寒,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重视劳动,格外珍惜劳动成果。有一次,他外出时,看见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走在路上看见它,随手玩玩罢了。他听了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践人稻。”你自己不耕种土地,为什么还要随便糟蹋别人的庄稼!陶侃就让下属把他捉拿住,进行了严肃的教育惩罚。这就是“陶侃惜谷”的典故。由于陶侃重视农耕,珍惜粮食,在他的管辖地,百姓都勤于务农,家给人足。
36、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尤其是两晋诗坛,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辞采华丽,诗风繁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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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并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而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且将诗和赋分开,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十二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的《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和《文选》则对文体有着十分系统的区分和深入的讨论。
39、说实话,从二人地位上,品格上,文学艺术的风格及作用上,均无可比之处。只能是各讲各的…
40、在诗风上,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的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占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总体说来,三曹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
41、“玄言诗”曾统治晋代诗坛一百余年,它的本质特征是“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直接用玄学的词语写诗。用诗的形式阐扬玄理,把诗写得如同玄学学术论文。如孙绰的《答许询》诗:“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诗中所宣扬的尽是道家不竞之求、全身保性、超然物外的玄理。几乎没有生动形象的诗味。正如钟嵘《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所谓“理过其辞”就是一味说理,缺乏优美的词采和生动的形象。这是因为玄学家主张“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反对必要的润色和修饰,所以在写诗时会轻视文采和形象。所谓“淡乎寡味”就是缺乏真挚、深沉和强烈的感情,引不起读者的感动和共鸣。这又是因为玄学家主张恬淡虚静,不为外物动心,以这种精神状态写诗,其诗自然就淡薄无味,缺乏形象了。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影响却相当深远,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其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尤其值得注意。
42、陶诗在诗歌题材上、语言锤炼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继“风骚”,承“三曹”,开创了田园诗歌的先河,如《归园田居》。
43、羁旅愁思,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44、嵇康、阮籍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的不同与他们的人格性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问,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旧,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十分明确,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于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嵇康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他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如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七不堪”与“二不可”,对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有讥刺,又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而他临刑前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的情景也为历代文人所传颂。因而他的诗作也是随性之所至,有鄙弃世俗、高蹈隐逸之志,也有回归自然、灵动洒脱之情。因而可以说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世事态度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诗歌面貌的不同。
45、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陆机的拟作《猛虎行》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复取胜。且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致而生动,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46、四句则写诗人漫步郊野之所见所感。在和煦的春风中,杨柳依依不舍,摇曳起舞。青山如画,打消了“我“红尘俗念。诗人在郊外感受到的轻松豁达和自由散漫,尽在此”散“”澹“二字,意蕴含蓄而旨趣幽远。
47、李白诗歌酒﹑月﹑剑等意象较多,显得豪放飘逸,又兼有旷达、潇洒、清新、俊逸之美。历来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认识,基本都在奇、逸、豪等方面,如任华“有奔逸气”、殷璠“率皆纵逸”、元稹“壮浪纵志,摆去拘束”、陆时雍“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等诸多论断。这些确实是李白诗风最主要的方面,也是李诗留给读者的基本印象。但李诗本身丰富多样,主题不同、心态不同、生活阅历不同以及表达方式甚至传播载体与传播方式不同,都会直接反映在诗歌风格上,使其呈现多样化。
48、依依不舍的留念,如:柳永《雨霖铃》、王维《渭城曲》、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49、“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来源于西晋时期的文大家全是:“雕刻华丽之风风靡”。由于在那时候是“玄言诗”,弥漫着全部文坛,而“玄言诗”是以主要主要表现玄理为主导的,主题一般都偏狭专业。而恰好是在那样一个玄言诗的雕刻华丽之风风靡的时期中,陶渊明就以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诗歌设计风格矗立于那时候的文坛。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内容甚为平平淡淡当然,而语言表达却有一种原色朴素的风格特征,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深地的品位了解。
50、陶渊明的影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扩大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只是作为一个合于雅道的隐士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雕琢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到了梁陈时期,钟嵘、萧统才开始重视他。从唐以后,陶渊明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深广的影响。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从两方面言之。
51、情深意长的勉励,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52、八句纯粹写景,但平常的景色,经过韦应物的圣手妙笔,换发出无限诗情画意。”霭“本意为云气,这里比喻为笼罩。微雨过后,云气蒸腾,笼罩这芬芳的原野。空阔原野上,四处可见春天的斑鸠在欢快鸣叫,它们是在向理想中的爱人发出求爱的讯息?写”斑鸠“的欢叫,其实是暗喻诗人对”斑鸠“自由自在生活状况的向往。
53、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以魏晋玄学为理论形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佛教的传人则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氛围和文化土壤,如文学中想象世界的丰富,故事性的加强,词汇的扩大等。
54、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谢混小字)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55、正始以后,嵇康、阮籍也推崇老、庄,他们以“自然”对抗当时执政者司马氏标榜的“名教”,思想比何晏、王弼更进了一步。及至西晋,文士名流继续发挥老庄抽象玄理,清谈不已。元康以后,祸难迭起,玄谈之风更加兴盛,其标志是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所发挥的新庄学。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理结合起来,造成了玄、佛合流的趋势,那些“玉柄鏖尾”的名士们更热衷于高谈玄而又玄、虚之更虚的抽象哲理。玄学的盛行,必然影响到文学,当人们以诗的形式阐发抽象玄理时,便形成了“玄言涛”。
56、正因为人们总是在欣赏李诗的奇特想象与夸饰性语词,忽略了背后主旨,觉得它们易读易懂,故而直到南宋末年,始有杨齐贤第一次为李诗作注,元、明、清三代注李诗者亦仅寥寥三四家。这既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也与李诗的诗史地位严重不符。
57、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的生活境况非常艰难。他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清醒,人生体味更加深刻,他归隐田园、醉酒忘世也不能完全消除壮志未遂的苦闷和改变矛盾不安的心境,因而.诗人借咏史或借神话传说中失败的英雄人物,婉曲地表达自己被压迫而不屈的心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中的精卫填海、刑天不屈,正是诗人自己嫉恶抗暴精神的生动表现,也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污浊现实屈服的高尚品格在诗中的体现,是他济世之志至老不衰的证明。诗人少时“猛志逸四海”,恩有作为;中年归隐,“有志不获骋”;晚年决意仕进,“猛志固常在”。其匿时济世的热情贯注在诗篇中,形成了“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能让人触摸到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李白、辛弃疾、陆游、龚自珍等无数仁人志士,正是从这类诗篇中获得教益.受到激励。辛弃疾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常在”。龚自珍则清楚地看到了陶诗中的郁勃不平之气,“陶潜酷似卧龙豪,万里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而且这类诗虽豪放有力,却又“豪放得来不觉”,与田园诗的平淡自然仍有相同之处。